“现在的不确定性正在对美国信誉造成冲击。”摩根大通董事长兼CEO杰米·戴蒙（JamieDimon）4月15日在纽约总部与《金融时报》编辑鲁拉·哈拉夫（RoulaKhalaf）对话时表示。

他敦促美国与中国进行接触，“这不必等上一年，明天就可以开始。”

上周投资者蜂拥抛售美国国债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数十年来最大单周涨幅。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的反复，让投资者对美国的信用产生了巨大动摇。

“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不认为任何人可以把成功当作与生俱来的权利，然后就不必担心未来。”杰米·戴蒙说道。

戴蒙经常就超出银行事务范畴的全球和经济问题发表看法，他被视为华盛顿和全球领导人可以寻求建议的银行家，在美国的声望极高。

2008年他所执掌的摩根大通，是全美唯一一家处于漩涡中心却未被波及的银行，还于2008年3月16日标志性地收购了贝尔斯登，使得危机时期的摩根大通在华尔街的声望几乎与伯克希尔齐名。

特朗普上周曾引用戴蒙的警告称，关税可能会将美国经济推向衰退边缘，随后决定暂停大部分“对等关税”，此举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恐慌。

戴蒙指出，“当他们宣布‘解放日关税’时，内容与市场预期大相径庭，远远超出原本的谈判框架，对整个体系都造成了震动。不仅仅是美国，而是全球系统。”

在这次内容广泛的访谈中，戴蒙还就白宫对华尔街的态度、企业在特朗普时代的应对策略，以及他每年亲自开展的全美巡回之旅等话题发表了看法。

69岁的戴蒙也常常被问到接班人问题。过去几年，多位潜在候选人浮现又离开。他坦言，自己最看重的几项素质是：勇气、好奇心、韧性、真诚在乎，以及真正的能力。

这场38分钟的访谈，特别有价值的地方还在于回到摩根大通业务本身，杰米·戴蒙滔滔不绝讲述了怎么去考虑传统和创新业务，以及用什么指标去评价AI的效果等等。

And 很有意思的是，戴蒙透露等他卸任之后，可能去做有关媒体的工作，哈，想起巴菲特2015年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对话，也说，“如果不做现在的事儿，我想成为一名记者”。

但显然，戴蒙不是说说而已，他已经在小小计划当中，也许是如何通过媒体去教育那些有影响力的人。

聪明投资者将主要内容精译分享给大家。

01

关于关税

 主持人 上周特朗普总统在宣布加征关税时，引用了你的言论作为决策参考。那么此刻你会给中国政府什么建议，以缓和这场贸易战？你会怎么说？

 杰米·戴蒙 中国实际上为本国做了很多积极的事。他们确实让一个国家从人均GDP400美元增长到今天的1.5万美元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的人均GDP大约是8.5万美元。

关于中国，国际确实存在一些声音。比如，从地缘上看，中国所处的邻里非常复杂；很多国家认为，中国在向他们倾销过剩产能。

我认为我们应该与盟友协同一致，同时美中之间应该接触，应该对话。

 主持人 你觉得总统应该给对方打电话吗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想说的是，我们不应该陷入对峙。我希望成年人能够坐下来，互相倾听，承认对方有道理的地方。

 主持人 你在信中写道，中美之间应建立“尊重、强有力、持续的接触”。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，对吧？

 杰米·戴蒙 现在可能根本没有什么接触，但明天就可以开始。真的，不用等一年，只需要一个电话，或者指定一位代表去打，亲自去拜访。这种方式我们曾在其他国家问题上尝试过，我认为是有益的。

 主持人 你觉得美中“脱钩”是可能的吗？现在是否还能脱钩？

 杰米·戴蒙 如果你说长期来看是否可能？可能吧。但我认为脱钩不该是目标。

我们应该是（这样的立场）：我们愿意与你们贸易，且是彼此认为公平合理的贸易条款。

 主持人 我现在和全球许多政府与企业对话，普遍有一个担忧：如今似乎是美国自己在破坏它亲手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。你怎么看？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是，40年后我们会读到一本书，书名叫《西方是如何失去主导地位的》。

我想说的是，一个国家可以有它的诉求，比如觉得贸易不公平、军费负担太重，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观点。

 主持人 你怎么看欧洲现在的经济状况？

 杰米·戴蒙 欧洲需要做得更多。

过去欧洲人均GDP曾是美国的70%左右，现在大约只剩下50%。这是不可持续的。我认为欧洲已经意识到自己需要做出改变，包括规则、监管和政策指导等。

如果他们想要更快增长，就必须改革。

我认为让世界变得更加碎片化是非常糟糕的主意，尤其是让西方世界变得碎片化。那样的世界可能会退回到一战、二战前的样子：各国各自为政，只想着如何保护自己……这种局面可能还会导致核武器扩散。

 主持人 如果这种碎片化真的发生，对摩根大通意味着什么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们是全球化公司。沃伦·巴菲特曾经说过，只投资美国，你也能看到美国的韧性。我认为这是真的。

但对我们这样的公司，还有很多其他西方企业而言，一个强大的美国对我们是好事。如果这些都不再成立，那我们就会变得更加脆弱。

我讲的是40年、50年的视角，不是三五年。

02

关于市场波动

 主持人 说到市场，摩根大通在美国国债交易方面地位重要。你怎么看上周国债市场的剧烈波动？是谁在抛售？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了杠杆基金带来的系统性脆弱？比如所谓的基差交易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个人不认为这是核心问题。

市场中总是存在杠杆，这次确实有一些对冲基金去杠杆化，这是导致波动的部分原因。但真正的问题是：关税的不确定性、潜在的报复、制造业供应链该如何重组……这些才是关键。

当然，美元走弱、10年期国债走弱，也反映了这种不确定性。

这些短期内确实会影响市场，有些去杠杆化已经发生，可能目前告一段落了。我们走着看吧。

 主持人 你有没有觉得市场已经到了“混乱”状态？

 杰米·戴蒙 确实出现了快速、大幅的波动，但我不认为那是系统性混乱。

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其他市场还是稳定的。不过信用利差确实扩大了不少。

从整体角度看，这种波动对市场来说是不好的，虽然这对摩根大通未必是坏事，但市场一旦剧烈波动，就会吓退投资者，让人们不想持有风险资产。

企业融资的成本也因此大幅上升。第一，基准利率本身上升；第二，信用利差扩大，进一步提高融资成本。

这会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更多压力。

 主持人 有一些经济学家在过去一周，尤其是在美元也下跌的背景下，开始提出“对美国信心减弱”的观点。你是否担心这点？你认同他们的说法吗？

 杰米·戴蒙 美国仍是一个避风港。这归功于美国的制度优势、法治精神、创新能力、经济增长、军事力量……这不仅保护着美国，也保护着西方世界的很大一部分。

基本面仍然很强。

但没错，现在这些不确定性确实在动摇外界的信心。你会不断看到关于关税、贸易战的报道，直到这些问题平息下来、被解决，人们才会重新对美国产生信任。

我在股东信中写过：“可以接受美国优先，但不能是美国独行。”

 主持人 你好像更关心“西方的凝聚力”而不是眼前的市场波动。

 杰米·戴蒙 是的，我担心的不是短期市场，而是从长期角度如何强化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。如果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，那就解决它。

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不认为任何人可以把成功当作与生俱来的权利，然后就不必担心未来。

 主持人 你对斯科特·贝森特（ScottBessant）领导经济的能力有信心吗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希望他能做好。我认识他一点点，他是个有分寸的人。

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支持政府目前的所有做法，我只是认为在谈判贸易协议方面，他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。

毕竟这些谈判非常复杂，涉及约1.2万个产品类别，还牵涉转口贸易、关税、配额、增值税、补贴等一堆细节，已经延续了上百年。

我希望他身边有一批对的人，能帮他制定出对欧洲、日本、韩国等国家清晰的策略。

短期内很难谈出一份完备的协议，但可以先围绕合理的原则达成一些共识。

 主持人 你觉得这种协议可能达成吗？

 杰米·戴蒙 可能吧。我希望他们正在推进这样的事情，但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更多的信息。

 主持人 所以你无法告诉我们，三个月内关税和贸易争端会不会结束？

 杰米·戴蒙 没法说。如果三个月内没解决，这些争端就还会继续制造麻烦。

03

关于企业家

 主持人 摩根大通在2024年表现优异，超过了市场预期，尤其是一季度。但你也提醒过：投行业务存在不确定性，并购项目的管线也趋于疲弱。这是不是反映出一些投资者正在“观望”？你觉得现在需要什么才能让投资者重拾信心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从来不浪费时间安抚投资者。说实话，我也不太在意某个季度或一年的业绩。

我想说的是，利润只是冰山一角，是非常短暂的，取决于收入的质量。很多人总是搞不清楚：到底是什么让一家公司真正强大。

我们2024年的好成绩，是过去15年积累的结果，而不是单单靠2024年那点努力就能做到的。

但没错，我们确实观察到，现在客户在投资上开始略微收缩，M&A（合并与收购）交易明显减少，尤其是中型市场几乎干涸了。外国直接投资也可能会下降。

这些目前只是个别现象，但这次我认为可能确实反映了真实情况。未来你可能会在数据中看到相应的变化。

 主持人 但很多人还是希望你能说点让大家安心的。

 杰米·戴蒙 这可不是我的职责。我只试图如实描述这个世界，描述我面对的真实世界，而不是我希望的世界。

我们经历过繁荣与萧条，也经历过衰退。我对此并不太担心。我更在意的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些“更大的问题”。

 主持人 现在感觉就像天天都在评估是否要衰退。你上周说，衰退概率是50%。如果你是一个企业，现在要做决策投资，这真的太难了。

 杰米·戴蒙 是啊。但你得把两件事分开看。

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。身为企业经营者，你要知道“未来可能会有衰退”，但你不能天天揪着这件事不放。那样几乎是在浪费时间。

你在建一家公司、一艘船或一项事业时，你要为所有可能的天气做准备。

我总说，经济就像天气，有时候阳光明媚，有时候乌云密布。

你不能建一个只能在“晴天”才能运作的公司。

但有些不确定性是实打实的。比如地缘政治、关税、报复性措施，还有监管政策的变化，这些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，有些已经存在好多年了。

比如我们会不会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和解？以色列会不会有和平解决方案？伊朗怎么办？这些都存在不确定性。

而这种动荡，可能会改变你的投资观点。不是因为“要不要衰退”，而是你对未来的整个预期都发生了变化。

04

关于金融与实业

 主持人 白宫经常把金融和实体分开来看，强调某件事对华尔街可能是坏事，但对实业民生是好事。你怎么看？

 杰米·戴蒙 首先我得说，我同意“实业民生比华尔街更重要”。

我们为8000万美国人、600万家小企业、城市、学校、州政府、医院服务，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。

这些基础的东西，比摩根大通本身的健康要重要得多。

不过，我也不喜欢人们说的“华尔街”这个标签。谁是“华尔街”？我们的股东是退伍军人、退休人员、全国的养老基金。这些人才是我真正代表的对象。

所以如果你说“惩罚华尔街”，你实际上是在惩罚所有这些投资者，包括那些代表工会、州政府的养老金机构。

我一直看到的是互相依存的关系：每当一家大公司建厂、雇佣5000人，厂外还会创造2万个工作岗位，这些工作岗位就出现在中小企业里。

所以这种对立的看法是一种误解。如果我们推动经济增长，比如过去20年我们是每年增长3%而不是2%，那人均GDP就会多出1.5万美元。

如果我们能把经济增长提速，全社会都会从中受益，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。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略。

经济增长时，底层群体受益最多；但当经济萎缩时，他们受到的伤害最大。

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所有人，整个社会都能过得更好。只要我们管理好经济，这完全是可能的。

 主持人 你现在是否已经看到企业或消费者层面出现了压力？

 杰米·戴蒙 消费者这块，压力还小。

有些人说，坏账率上升了，但这只是回归正常水平了。它可能会继续恶化，但目前来看，只是回到疫情前的常态。

就业依然稳固。消费者手头没有了疫情期间的额外储蓄，但他们仍在消费。

当然你很难判断他们是不是提前消费，比如担心关税而提前买车，从最近几周的汽车销量来看，确实上涨了。

通常，消费者真正出现压力，是在失业率上升的时候。所以等我们看到失业了，那时才会真的看到消费者压力爆发，坏账率也会随之上升，房价也可能下调。

至于企业，现在还可以，它们依然在赚钱。

未来三四个月，一大批公司会陆续公布财报，届时你会看到它们自己怎么判断这些关税、这些政策对他们的客户和销售带来了什么影响。

有些公司可能会承受很大压力，也有些可能会从中受益。你会更现实地感受到这种差异。

压力肯定在靠近。你去问任何一个企业主，现在都在想：“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”大家都感到某种程度的紧张。

05

关于超预期

 主持人回到一月的达沃斯论坛。当时很多人观察到，似乎那是美国企业界乐观情绪的顶点。大家都在谈减税、去监管，没有太多人在讲风险。你当时也是其中之一吗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不是。我当时就觉得大家有点太兴奋了。虽然我确实在达沃斯说了一些让人吃惊的话，但我从来没有盲目乐观过。

 主持人 那你觉得，美国企业界和华尔街，是否低估了这届政府变革性的本质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认为是的。

很多人相信“美国例外论”，我一直说，这种说法后面藏着一个巨大的“但是”（即后果）。

新冠以来的五年，美国政府靠举债花掉了11万亿美元——这个代价，有一天会显现出来。

这笔钱最终到了消费者手中。他们手头有了大量现金，坏账率下降了，消费也大幅增长。这推动了经济增长，也推动了企业利润上涨。

我们现在每年仍有2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，这不是小事。你要知道，花这么多钱，是有代价的，而且这个代价很可能正在显现。

美国是个特别的国家，但没那么“例外”。举个例子：如果欧洲也借多1万亿美元并花掉，他们的GDP也可能多出1万亿，他们也会有同样的“但是”。

他们其实也做了类似的事，只是规模没有美国这么大而已。

所以我觉得，当时市场确实太亢奋了。

当“解放日关税”一宣布，情况跟市场预期完全不一样，简直是天差地别。这对整个系统都是一个巨大冲击，仅仅是美国，而是整个全球系统。

 主持人 当然，有些关税后来已经取消或调整了。但现在政策的走向仍不清晰，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边走边看。

你觉得这背后有一个宏大计划吗？政府高官常常谈正在转型，但问题是，目标是什么？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不知道。你得去问他们。

我只能说，我理解我们确实需要重新配置资源，这点没问题；我也认为有些产业确实需要回流，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或不公平贸易的部分。

我们今天也在研究什么叫制造业。

制造业其实包括很多东西，从鞋子、纺织品、家具，到组装烤面包机这类低附加值产品，再到全球最高端的技术制造。

我们需要对这些划分有清醒的认识。我希望理性最终会占上风。

 主持人 我跟很多在欧洲的企业交流时，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：为什么美国的企业界不发声？为什么企业领袖们没有更强烈地表达立场？

你当然有表达过，上周你的话也显然影响到了政策。但你认为，美国企业界是否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不确定我有没有真的产生影响。毕竟他们每天要听成百上千人的意见。

但我相信，有很多企业领袖正在不断地向总统和政府团队反馈意见。只不过，当你提出意见时，必须是“为了国家好”，而不是单纯为了自己赚钱。

如果你只是站在“全球化企业”的立场，说“这对我们的利润不好”，那政府的第一反应往往是：“不接受。”

我理解他们这样想，也不责怪他们。

而且你说“企业界的声音”，其实这个群体的观点是极度分裂的。大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。

有些人支持去监管；有些公司从关税中受益；也有公司受到了伤害。有些企业拿到了关税豁免，有些没有——有些豁免是合理的，但我也希望事情不要演变成“企业集体来抢政策好处”的局面。

未来可能会出现某种共识，但目前还没有形成。

我知道很多企业家之间彼此在交流，也都感到焦虑不安。大多数企业家其实是有爱国情怀的，希望把国家治理好。

06

关于摩根大通

 主持人 聊聊你的银行哲学吧。你同时被认为是一个很“老派”的人，又是走在科技前沿的银行家。

“老派”是说你坚持开设实体网点。但现在大家都在谈数字化，为什么你还在大力扩张分行？我在伦敦连个银行网点都找不到了。

 杰米·戴蒙 我不认为自己老派。

我们只是遵循一个原则：什么对客户有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

如果分行不再对客户有用，我们当然会关闭。但问题是，客户还想要分行。

每天有将近100万人次走进我们的网点。

他们来开户、来咨询理财、来做小企业服务、中型企业服务、私人银行业务。我们的客户确实需要实体网点，我们也在不断分析哪种网点有效、哪些无效。

当然我们也非常数字化。有接近8000万用户使用我们的各种数字产品：线上交易、支付、数据分析、线上财富管理。

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，无论是个人客户还是企业客户，问的都是：你到底想要什么，我们能不能帮你做得更好。

所以我们既前瞻，也非常务实。这不是我个人的偏好，而是我们对客户体验的系统分析结果。

 主持人 现在很多人把摩根大通称为“银行界的英伟达”，你们是最早大规模投资AI的银行之一，也开发了自己的大语言模型（LLM）。

你觉得你们需要在公司内部进行一场文化变革来接受AI吗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不这么看。我不觉得那是文化转型。

我更愿意说，任何优秀公司，都是不断成长、进化、学习的组织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你就会被淘汰。

很多企业失败，是因为自满、傲慢、官僚。他们自以为天下无敌，结果却忽视了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。

我们一直都在用科技让服务变得更好、更快、更智能。

AI只是这个演变的一部分。我们从12年前就开始用AI了。AI能让员工服务客户更高效，这就是我们投入的理由。

 主持人 那你怎么判断，这些技术投入到底值不值得？你有没有用什么标准来衡量，比如AI的投资回报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们内部有个基本原则：区分“好开支”和“坏开支”。

比如我们建一个分行，会先花一笔钱，一开始账面是亏的，但未来会盈利——我管这个叫“投资”，而不是“费用”。虽然会计上是当作开支处理的。

同样的，收入也有“好坏”之分——一个烂贷款带来的收入，那就不是好收入。

所以你必须更深入去分析：哪些支出是真正有长期价值的。

具体到科技和AI，我们会把每个项目拆分来看：目标是什么？怎么落地？怎么提升客户体验？怎么提高效率？有没有节省成本？有没有新营收？

每一项都有清晰的指标。

 主持人 当你们决定投资一个技术项目时，比如AI，你们如何判断值不值得？你们用什么指标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们每个项目都会设立清晰目标，它希望解决什么问题，打算怎么实现，时间表如何，投入多少资金，预期收益是多少。

我们叫它MPV（净现值分析，即将未来预期收益折现到当前时点后，减去初始投资成本所得到的净值）。比如我们曾在一个AI风控系统上投入了2亿美元，现在每年能减少1到2亿美元的欺诈和风险损失。

这是极好的回报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很多成本是在下降，而不是上升。

我们已经在多个领域用了AI，包括反欺诈、市场营销、操作错误控制、客服等等。

有些项目收益可以量化，有些则是基础性建设，比如：“把数据整合到一个更好用的平台”，这是基础，不需要讨论MPV，必须做。

就像我们早期上线数字开户功能时，有人纠结成本、集成复杂性、是否值得……我说，别分析了，客户就是想要，你就做就对了。

有些项目不用做财务回报分析，只要对客户更好，就直接执行。

 主持人 那你怎么看现在对AI的疯狂投资？尤其是数据中心那一块。你认为这是一场泡沫吗？投资人真的能赚钱吗？

 杰米·戴蒙 现在确实有点不确定。我自己更关心的是：我们能不能用AI为客户创造更好的体验。

我不太关注开源模型还是闭源模型、英伟达芯片还是其他芯片、是否获得授权等等。

我们正在广泛使用这些技术，也已经在用自己的大语言模型（LLM）跑内部数据。很快我们就能把外部数据与内部数据结合使用，同时确保数据安全不泄露，这是重中之重。

我认为，跟2000年互联网泡沫一样，有些项目会失败，有些会成功。这不是“一刀切”的事。

现在确实砸了很多钱进去，你会看到很多错误的假设。比如推理成本高估、非要用大模型而忽略其实小模型已经够用了等等。

我们内部就遇到过：有些大语言模型处理太慢，根本无法用在实时业务中。那就得换小模型，换更轻的数据库，但也能获得90%的效果。

07

关于接班人

 主持人 你掌舵摩根大通已经快20年了。去年你说自己可能在5年内退休，你考虑的接班人是什么样的？

 杰米·戴蒙 首先这是董事会的决定。我当然会参与，但最终决策权在董事会。他们每次会议都会讨论接班人计划，这已经持续多年。

而且每次董事会会议，他们都会有一场“无CEO会议”——没有我在场。他们可以自己讨论、挑战思路、做出独立判断。

我早在BankOne时代（摩根大通前身）担任CEO时就实行了这项制度。即使现在法律只要求一年一次，我们仍坚持每次会议都做。

他们对整个管理层都很熟悉（不仅仅是直接向我汇报的人），我们会邀请五六位不同层级的高管跟董事们共进晚餐，让他们知道这个团队是谁，他们做什么，这家公司是否真的在兑现承诺。

 主持人 你个人怎么看“一个好的CEO接班人”应该具备哪些特质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们研究过很多成功和失败的交接案例。

我认为，一个大错是只盯着一个特质，比如：我们要一个懂科技的领导者，要一个强营销型的CEO。

你真正需要的是“一个完整的人”。

他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质：注重管理细节和执行扎实；具有能看穿复杂问题的分析能力；对公司对员工心里在乎，让团队成员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责任感；还得有好奇心，必须不断学习，不断在内部或市场上问“什么有效？什么无效？”，这其实是一种谦逊的体现；这个岗位注定会遭遇很多攻击与挫折，必须扛得住，持续前进。

你能从一个人实际的行动中，看到他的愿景是不是真的存在，而不是只听他说了什么。

真正重要的是，说到做到，做到说到。

听到官僚主义，就该马上打电话去处理，而不是抱怨。你要让工作变得有趣、有意义。

这些东西，说起来是“心性、胆识、韧性、能力”，但人不可能每项都完美，这是个组合。你需要组建团队，而不是靠圈子文化。

我再吐槽一句：有些人总说公司需要一个“变革型领导者”，如果你听到这个词，赶紧卖掉股票！

一个好领导应该愿意走进组织每一层的人群，了解他们的处境，持续观察竞争对手，发现问题，不断提问。

他应该既是个怀疑主义者，也是个理性乐观主义者，而不是愤世嫉俗的人。

他应该让每一个走进房间的人，不管是什么背景、什么性格，都觉得“我想参与、我能贡献”。

你得让大家相信，“你真的想听听我能怎么帮助这个组织、客户和国家变得更好。”

 主持人 那你提到的候选人们，都具备这些特质吗？

 杰米·戴蒙 都有，只是程度不一。

他们都在不同岗位、不同压力下锻炼过，也处理过很多新情况。应对“新问题”本身就很考验人。

08

关于了解基层

 主持人 你刚刚完成了2024年的“巡回之旅”，去了爱荷华、明尼苏达、内布拉斯加、密苏里、堪萨斯、阿肯色。那今年准备去哪儿？

 杰米·戴蒙 今年可能会去阿拉巴马、密西西比，可能还包括新奥尔良，那些是我们刚刚在那儿开设新分行的州。

 主持人 你为什么要做这种“巡回”？不仅仅是去看分行吧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们会和中型企业、小企业、CEO、州长、市长一起开午餐会，参访呼叫中心、网点，也会和地方政府见面。

在路上，很多不同岗位的人会搭上我们的巴士。我可以看到我的管理团队在真实世界的行动表现。

在巴士上，我跟柜员、网点经理、贷款官坐在一起。我总说：“来吧——喝一杯啤酒，免罪权开启，告诉我们公司最蠢的地方在哪儿。”

你可以发现很多问题，了解到竞争对手在干嘛，知道我们在某个城市是否做得好，客户是否满意。比如我们是不是做得不够，没能服务好“圣路易斯X”或“奥马哈Y”。

这真的很有趣。

我们其实已经做这种“巡回”15年了，之前我在英国也有类似做法，尽管英国没有零售网点，但我一样到处去见人。

 主持人 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都挺喜欢。尤其是那些中小城镇，让我觉得基层民主真的在起作用。

很多地方，市长、企业、大学、非营利组织一起合作，为当地修建河岸步道、吸引企业入驻、帮孩子们掌握本地就业技能。

小城镇的民主机制运转良好，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事。

还有，创新不只在硅谷。

在奥斯汀、奥马哈、堪萨斯、圣路易斯，我们都看到了巨大的创新活力。创新的“分布化”也延伸到了欧洲，比如我们在格拉斯哥、都柏林、伯恩茅斯都有重要技术团队。

我们在巴黎、伦敦办过FinTech大会，欧洲的科技发展已经在改变世界。

 主持人 说到年轻人，如果你现在刚毕业，你还会选择去银行业吗？

 杰米·戴蒙 会吧……（笑）这答案不够坚定，对吧？

我确实会去，但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。

现在银行业总是被攻击，被批评……但它的本质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“飞轮”之一。它连接资本与创意，连接企业与社会，把资金分配到最需要、最有效的地方。

资本分配得好，能让国家繁荣；分配得差，也能毁掉国家。

而这不仅是银行的事，也包括创投、私募、对冲基金等所有资本推动者。

更重要的是，每天早上你读新闻，几乎每一条都与你有关。你身处时代的交汇点，人们也喜欢跟你在鸡尾酒会上聊两句。

09

关于个人

 主持人 但这确实是个节奏快、风险高的行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自己有没有其他职业可能性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一直对媒体很感兴趣，虽然我经常批评它（笑）。

我现在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媒体计划，等我卸任以后，可能会去做点事。

我认为所有媒体都应该做的某件事，但我现在还不能说。

我认为媒体的真正价值是教育公众，但更重要的是教育那些有影响力的人——比如其他媒体、国会议员、行政官员、全球政界人士、幕僚等等。

他们很多时候就是从媒体上获取信息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对他们发布错误信息提出批评：在不了解全貌之前，就做出二元判断，结果说出一些完全错误、甚至误导性极强的言论。

 主持人 你平时读很多历史书，最近在读什么？

 杰米·戴蒙 最近在看一本关于艾森豪威尔的传记。

我床边总是堆着一大堆书，不过最近实在太忙，光是那些小危机、写股东信就够我忙的了。

 主持人 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竞选总统？

 杰米·戴蒙 老有人跟我提这个话题。（笑）

我还特意问过一个人：“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”他说：你要牺牲一切，包括家庭，整整一年走在路上，筹钱、拉票……

我当时就觉得：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

 主持人 可你不是已经一直在高强度工作了吗？你平时怎么放松？

 杰米·戴蒙 我会花大量时间和家人在一起。

我的女儿们总是说：“爸，你需要些兴趣爱好。”

我说我有啊：我们一起出去吃饭、烧烤、度假，过去一起滑雪，现在还会一起看书。

我喜欢读历史、喝红酒、听音乐、远足。

我不能打网球了，但以前我们一家人常打。我不喜欢豪车，不去什么黑领带晚宴，也不上红毯。

我周末会去乡下的房子，孩子们都会来，我有7个孙子孙女，他们是我最大的“爱好”。

我确实很爱历史，如果有时间我会坐下来读点书。

我还没开始听播客，虽然手机里塞满了别人推荐的。我有时候独自走路、在跑步机上，也喜欢静一静。

我不喜欢大脑每一秒都被信息填满，更喜欢留点空间给自己思考。